肝細胞肝癌（HCC）是最常見的肝臟惡性腫瘤，由于在其疾病早期很少表現(xiàn)出臨床癥狀，故大部分患者在診斷時就已發(fā)展至不可切除階段；其中，肝動脈化療栓塞（TACE）是應用最為廣泛的姑息性治療方式。根據(jù)美國肝病研究協(xié)會（AASLD）和歐洲肝病協(xié)會（EASL）肝癌治療指南中推薦的巴塞羅那臨床肝癌（BCLC）分期，TACE是中期（BCLC B）肝癌患者的標準治療手段。

　　盡管TACE的臨床療效已經(jīng)在多項RCT研究和Meta分析中得到了證實；但患者從TACE治療中的獲益是存在很大差別的，主要是因為其預后受到肝功能、腫瘤負荷、ECOG體能狀態(tài)等多方面的影響。對于BLCLC B期而言，其包含的患者也存在很大的異質性。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從TACE中獲益，很有必要將中期肝癌進行合理的分層來判斷預后,從而最優(yōu)化TACE的療效。

　　治療前預后模型在決定肝癌患者是否接受TACE治療起重要作用，本屆EASL年會上，意大利博洛尼亞Orsola-Malpighi醫(yī)院的Alberta Cappelli等公布了一項旨在建立并驗證能計算個體肝癌患者TACE術后生存的預后模型。該項研究從兩個前瞻性的數(shù)據(jù)庫中納入了361例（實驗組和內(nèi)部驗證組）和298例（外部驗證組）以TACE為一線治療的肝癌患者，同時排除了門靜脈癌栓的患者。利用bootstrap re-sampling 程序確定，以連續(xù)性變量建立預后模型，且以10倍實驗組樣本量進行內(nèi)部交叉驗證。利用Harrell’s c-statistic進行外部驗證；利用時間依賴的ROC曲線比較不同標準的預測能力。

　　結果發(fā)現(xiàn)：在實驗組361例患者中，腫瘤的數(shù)目，總膽紅素，白蛋白，甲胎蛋白，最大腫瘤的直徑與患者的預后有關，并且建立模型（即mHAP-Ⅲ）。在外部驗組中，此模型的Harrell’s c-statistic值為0.627（95%可信區(qū)間 0.580-0.673），明顯高于HAP score (0.579;95%可信區(qū)間：0.533-0.626；p=0.043)和mHAP-Ⅱ score（0.574；95%可信區(qū)間：0.531-0.617）；p=0.010),并且mHAP-Ⅲ能提供患者的生存率而非風險等級。時間依賴的ROC曲線表明本模型比HAP和mHAP更加預測能力（p值分別為0.005和0.002）。mHAP-Ⅲ的2年生存預測能力最佳（AUC>0.70）。

　　近年來，許多學者提出了預測TACE治療效果的風險評分模型，例如：HAP , mHAP, mHAP-Ⅱ, STATE , SNACOR ,Nomogram等 ，其中包括目前探討的mHAP-Ⅲ 。這些模型都是通過統(tǒng)計學方法尋找與生存相關的預后因素，并建立評分模型，對患者進行分層，指導臨床實踐。與既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都進行了內(nèi)外部共同驗證，同時和既往發(fā)表的評分作了比較。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最大的亮點在于此模型能計算個體患者的生存率而非簡單的風險分層，是對TACE術后肝癌患者預后評估的升華，使之更加完善，更加精確。然而，不可忽略的一點是，60%-80%的肝癌患者都有肝硬化背景，患者預后受到腫瘤和肝硬化兩方面共同的影響。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腫瘤本身會進展從而影響患者生存，患者可能從無肝硬化發(fā)展為肝硬化，也可能從肝硬化代償期發(fā)展為，往往到疾病后期，決定患者生存與否的不是腫瘤本身，而是日益惡化的肝功能。因此，模型的建立需要考慮到潛在疾病的發(fā)展對患者預后的影響，而不僅僅停留在基線水平上，這就需要建立時間依賴的模型以提供更加精確。

　　綜上所述，理論上，上述的風險評分模型能對中期肝癌患者進行合理的分層，預測患者生存。實際臨床實踐中，這些模型有待臨床實踐中的應用檢驗。實際上，我們要強調在對TACE治療中期肝癌患者進行分層分析和療效判斷的同時，更應該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方案來提高患者的生存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