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川，男，漢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醫(yī)藥大學主任醫(yī)師、教授，1943年3月起從事中醫(yī)臨床工作，為“首都國醫(yī)名師”。

名醫(yī)</a></a>王玉川介紹" width="300" height="400" src="http://img.jianke.com/article/201504/1114389856-20150422155355810.jpg" />

　　王玉川：內經(jīng)研究領軍人

　　在北京419路公交車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綠帶系著乘車卡的老人，人們不會想到：這就是86歲的國醫(yī)大師王玉川。

　　來北京50多年，他說常在夢中回到江南水鄉(xiāng)。做了20年全國政協(xié)委員，擔任北京中醫(yī)學院副院長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蘇奉賢鄉(xiāng)下，那十幾年自由自在的行醫(yī)生活，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什么名啊利啊，沒意思的。”在老家當過小學教員、中醫(yī)教師，但調北京以后講課不靈了——口音重，學生聽不懂。那就埋頭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黃帝內經(jīng)》翻爛了，用膠布粘好；書上批注寫得密密麻麻，鉛筆、鋼筆小楷，遍布頁眉頁腳；自學生物、物理，畫圖制表，清苦寂寞，卻樂在其中。

　　辛苦耕耘終結碩果，他成為中醫(yī)界最早研究《內經(jīng)》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yī)學家，是《內經(jīng)》重點學科的創(chuàng)建者和帶頭人，對陰陽學說的演變、氣血循環(huán)理論、五行學說、運氣學說、河圖洛書等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他高雅的風范、深邃的學識、嚴謹?shù)木窈蛣諏嵉膽B(tài)度，影響著全國同道，成為一個時代的旗幟。

　　學術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論水平相當高”

　　他精研內經(jīng)，醒世而作，對五行學說、氣血循環(huán)理論、運氣學說提出獨到見解，破譯河圖洛書之謎，敢于對“辨證論治”、“有是證用是方”提出質疑。

　　沒有先進的實驗設備，不用文獻?？钡姆椒ǎ谏鲜兰o五六十年代，靠什么來完成理論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書，想的嘛！”在那個參考資料極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書、一盞燈，伴著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勵他一路堅持。

　　早在1938年，當15歲的王玉川從開過藥鋪的父親手中得到一本《黃帝內經(jīng)》，通讀一遍就覺得莫名的喜歡，而這本穿越千年時空的經(jīng)典之作，靜靜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著被解開奧秘。

　　此后，江南水鄉(xiāng)獨立出診的12年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撫讀一番，字里行間寫下蠅頭小楷，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后來在江蘇省中醫(yī)學校進修，老師們發(fā)現(xiàn)了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當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擔內經(jīng)的教學任務。不久他被調到北京中醫(yī)學院，創(chuàng)建內經(jīng)教研室。

　　當務之急是編寫教材。為了用現(xiàn)代語言確切表達內經(jīng)的豐富內涵，他率領教研室同事日以繼夜，力爭通俗易懂又采擷全部精華，終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內經(jīng)講義》，后來升級為全國統(tǒng)一內經(jīng)教材，也為《中醫(yī)學基礎》和《中醫(yī)基礎理論》等其他教材編寫打下堅實基礎。

　　研究中，王玉川發(fā)現(xiàn)，《內經(jīng)》同一篇中常會出現(xiàn)兩種不同的觀點，令人困惑。為此他翻遍了校圖書館所有藏書，寫下幾百萬字的筆記，從1979年開始相繼發(fā)表論文30多篇，許多觀點得到同行認可和贊譽。他倡導五行學說的多學科研究，對《內經(jīng)》氣血循環(huán)理論有獨特見解，正確認識和評價了運氣學說，解開河圖洛書之謎。

　　“在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論水平相當高。”北京中醫(yī)藥大學嚴季瀾教授評價說。這凝結著王玉川心血的幾十篇高水平論文，不止當年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今天讀來，仍令人感嘆語言之潑辣，觀點之新穎，論證之嚴密。要知道，研究陰陽、五行、氣血這些基礎理論，絕不是一門學科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中醫(yī)藥大廈的理論基石。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創(chuàng)新，是貫穿王玉川研究中醫(yī)理論的一條主線。比如，他論述陰陽學說的演變，認為從《周易》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到中醫(yī)學中的三陰三陽，是古代醫(yī)家為適應醫(yī)療需要的一種改進，用三陰三陽能更精確地區(qū)分陰陽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種把三陰三陽的性質和次序認為是不能變動的“死板的規(guī)定”，是不符合實際的。

　　多年來，辨證論治被視為“中醫(yī)特色”的重要標志，但是，王玉川認為這種提法并不合適。首先，辨證論治的統(tǒng)治地位是在犧牲了“同方異治”的寶貴經(jīng)驗，扼殺了尋找廣譜有效方藥的熱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證論治的輝煌成就使人們的思維陷入永恒不變的公式之中，在辨證論治的圈子里打轉，與創(chuàng)新的客觀要求越來越遠。他認為，那種認為辨證論治可解決一切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只能怨自己沒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種現(xiàn)代迷信”，是只求穩(wěn)定不求上進的表現(xiàn)。

　　王玉川常說，一個學者所以能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沒有一點可取之處，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結論，也不等于其中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材料。因此對古代文化遺產，應采取審慎的態(tài)度，吸取合理內核，這體現(xiàn)了他“創(chuàng)新而不廢古”的學術境界。

　　在對五行學說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別經(jīng)學五行與醫(yī)學五行，認為五臟五行說引入中醫(yī)學后，不再艱澀難懂，實用價值較高。同時他看到，在五行歸類、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內容仿佛已被遺忘，成為五行學說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沒有反映。事實上，被遺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義，比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內經(jīng)》陰陽二十五人的體質學說，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氣質學說、蘇聯(lián)巴甫洛夫的神經(jīng)類型學說，都更為細致和全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傾路線的影響，運氣學說一度被打入冷宮。王玉川可謂當代研究運氣學說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編的《運氣探秘》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討五運和六氣的體系問題，指出平氣概念的重要性，從西漢的災害性天氣論證了運氣學說的科學性，闡發(fā)《素問》遺篇的學術價值。

　　“創(chuàng)新是硬道理，是科學技術的生命線。”王玉川認為，“有是證用是方”的原則是不對的。這種方證對應關系無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測證”，即是根據(jù)方藥性味功能推測出病理狀態(tài)這一方法的基礎之上，在方藥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測證的結果當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證相對的原則。然而，現(xiàn)代研究告訴我們，任何一味中藥都含有多種有效成分，它們的藥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組成的復方則更為復雜。所以，“以方測證”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確可靠的唯一科學方法。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平上，就永遠也不會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前進，方證之間相互關系的謎團也就永無解開之日。

　　治學做人

　　“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他親手描畫的雙螺旋體和多肽鏈，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獨立思考，在學問上敢于向權威挑戰(zhàn)，生活中卻淡泊低調，特立獨行。“人家說我好也行，說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采訪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費盡各種周折。5月的一天，他終于如約坐在了北京中醫(yī)藥大學的辦公室。然而面對媒體，他還是不愿多說什么，好在事先采訪過知情人。北京中醫(yī)藥大學魯兆麟教授說，“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墻邊立著一排書柜，信步走過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歷裝訂的筆記本。日歷背面寫著一行行整齊小楷，紅色、藍色間雜鉛筆，有的字下面劃著重點號或橫線，內容是關于孫思邈《外臺秘要》的方藥體會。再隨意打開一本硬皮筆記，上面整齊地記著生物化學的內容，其中一頁用極細的鉛筆畫著細胞RNA與蛋白質合成分解圖，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雙螺旋體和多肽鏈的結構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幾本筆記本的紙質都很粗糙，字體卻都那么纖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幾乎看不清。可以想見王玉川當年是怎樣地心細如發(fā)，這幾十萬娟秀小字承載著多少個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筆記內容有經(jīng)典抄錄，有個人思考，他很喜歡自制圖表，比如為研究比較體質學說，他把巴甫洛夫神經(jīng)類型、希波克拉底氣質說以及內經(jīng)的陰陽五態(tài)人劃一個表格里，新穎而獨特，給人啟發(fā)。

　　那本傳說中，被王玉川翻得書皮爛掉用膠布粘好、再無一處空白可寫眉批的《黃帝內經(jīng)》已經(jīng)找不到了，他連自己的書和發(fā)表的文章也都沒留意保存。“別人借走了沒還，我也記不得向誰要了，哈哈哈！”顯然他并不以為意，更不以為憾。多年的臨床處方也沒有保留一張，根本不打算出版臨床經(jīng)驗集，“有什么用呢？沒用！”玉川老這樣給自己解釋。

　　如今他眼睛花了，別說寫字，翻看當年的筆記都得借用放大鏡才行，但幸運的是，這種勤奮嚴謹?shù)闹螌W精神已經(jīng)延續(xù)下去。嚴季瀾年輕時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數(shù)十年如一日地坐在辦公室研讀經(jīng)典、琢磨醫(yī)案，喜歡用鉛筆寫些纖細小楷，下著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學者的嚴謹操守，釀造北京中醫(yī)藥大學厚重的文化學術底蘊，在浮躁的今天，更顯得可貴和難以超越。

　　王玉川治學注重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在1984年擔任健康報振興中醫(yī)刊授學院顧問期間，他曾和刊院同學談中醫(yī)治學方法：“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績。不要做教材的奴隸，要做教材的主人，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變成自己的知識。決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靈》里描寫的那位‘死讀書、讀書死’的彼得爾希加，他辛辛苦苦讀了一輩子書，到頭來卻什么知識都沒得到。我們需要的是自己觀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種獨立思考的治學精神。”

　　這種獨立思考的態(tài)度，使得王玉川在中醫(yī)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屢獲開創(chuàng)性突破，正是因為不迷信權威，敢于對傳統(tǒng)提出質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個個學術高峰。